[BMJ社評] 冠狀病毒:封城的心理效應


【譯者前言】2020/01/23凌晨,武漢突然宣布封城,隔天,英國的兩位健康心理、精神醫學學者,在BMJ新聞上刊登了一篇社評,探討「封城」可能引發的進一步心理副作用,文中也特別提及了當年SARS期間台灣和平醫院封院的研究。


疾病爆發期間,社區焦慮會升高,而大規模隔離則可能使焦慮進一步加劇


武漢出現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(2019-nCoV),伴隨著人們「平常對於傳染病就很瘋狂的反應」,這正在造成一種混亂和迅速發展的局面。 如同以往,在發生重大事故的初期階段,事態並不明朗。有多少人罹患疾病?死亡率是多少?潛伏期是多久?它已傳播了多遠?以及,不可避免地「我們應該多擔心?」

中國當局針對進出武漢以及武漢內部,強制下達了交通禁令,並且,還正擴大實施到越來越多的其他城市,這讓許多人感到震驚。此舉已使得超過2000萬的人陷入了現代隔離形式。這些措施在控制疾病傳播方面會發揮多大效果,仍待觀察。但很可能即使試圖完全封閉國界,也只是讓疾病流行延緩個二到三週。然而,不管是否成功地控制了疫情,大規模的封鎖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心理效應。很自然地,英國媒體也報導了疫情和應變措施所帶來的重大心理影響。居民們被說成處境可比「世界末日」,醫院會被「壓垮」,另外也有糧食短缺的擔心。「武漢恐慌」是個經常出現的字眼。

對此,我們必須小心,不要過度解讀。記者通常是依據極少的證據就會去假定出現了恐慌,而根據我們的經驗,當報導者越遠離現場,他們就越可能去宣稱發生恐慌。然而,話語是具有力量的。將公眾的反應簡單地描述為恐慌,會導致決策者去歸結出,為了全民福祉我們應當控制民眾,或者應該隱瞞可能會使情況惡化的訊息。同時,這也可能阻礙我們去理解行為變化背後更為重要的因素,比如不精確的風險認知以及該如何保護自己才叫理想的種種信念。

然而,儘管歷史提醒我們,全面恐慌的發生機率不大,但大規模隔離的後果,必然是造成恐懼。即使不實施封城,身處武漢裡頭,焦慮也是可以預期的。疾病爆發期間,隨著首例死亡病患的出現、媒體報導的倍增以及新病例數的直線上升,社區焦慮會升高。基於下述幾個原因,大規模隔離可能還會使得焦慮進一步加劇。

首先,這個措施具有明顯的信號價值,這表示當局認為情況相當嚴重,並且很可能會再惡化。

其次,採取這個措施主要是讓受災城市外的其他人受益,但對於隔離圈內的居民來說,這會降低他們的信任與放心 —— 並且動搖了當局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來行動的信心。

第三,根據定義,隔離自然會連結到失控和受困的感覺,如果與家人分離,這種感覺會更加劇。

第四,絕不能低估謠言農場的威力。由於對事實的渴望在攀升,因此缺乏明確的訊息會增加恐懼,也會促使人們從不太可靠的渠道中去打探消息。對某些人來說,這些衝擊的積累效果可能會很嚴重。雖然,我們很難將基於家庭或醫院範圍的隔離,去外推比較城市範圍的封城,但當年SARS爆發期間,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的經驗仍值得參考。當醫療人員和患者之間被確診出SARS病例後,所有的醫療人員、病患和訪客就突然被強行封鎖在醫院大樓內進行隔離長達兩週。在談到隨後的混亂時,Barbisch及其同事(在論文中)描述了,監禁是如何「引起集體歇斯底里的感覺,並迫使醫療人員採取鋌而走險的措施」。

焦慮升溫也可能對其他的健康措施產生連鎖反應。雖然武漢醫院不堪負荷的報導,可能反映出當前疾病的高度活躍狀態,然而在上次的(SARS)事件中,絕大多數到醫院就診的病患,其實都沒有被診斷出這個疾病。這類的低風險病患激增,他們常常還會被無奈與不正確地視為「擔心健康的健康人」(worried well),而這往往是由於高度焦慮所引起的,焦慮會導致病患特別去辨識出那些平常很少引起他們注意的症狀,並加以災難化而後尋求醫療協助,焦慮也會導致醫師在病患出現症狀輕微發展的初步跡象時,就趕快把他們轉診到醫院去。

然而,儘管被隔離會讓人感到不安,但傷害最大的或許還是在於,身處隔離圈外的民眾,如何看待被隔離的人群。污名化的狀況可能會蔓延。從上次的(SARS)事件中可以發現,隔離區的居民遭到社會大眾刻意迴避,在工作場所備受歧視,身家財產也遭受襲擊。除非採取積極的防範步驟,否則正式劃定隔離圈可能會加劇這類影響。在官方宣布封城之後,維吉蘭特式(譯註1)孤立行動可能會隨之發生,甚至會先於官方隔離而出現。

更為長期的影響也是可能的。情況也許是,對於官方反應措施的憤怒,在歷經了疫情衝擊下的若干經濟領域受損後變得更加激化,最終將導致耗時多年的社會撕裂。

自從查士丁尼大瘟疫(譯註2)以來,強制隔離一直是我們公共衛生的武器之一。但是,如同所有的醫療介入一樣,必須權衡其副作用大小,也必須考慮其他替代方案。例如,自主隔離可能會帶來較好的順從性以及較少的心理衝擊,特別是在充分解釋和倡導利他主義的情況下。這種新形式的大規模強制隔離所帶來難以確定的流行病學效益,相較之下,是否真的超過了難以確定的心理代價,終究是個不該輕易做出判斷的問題。



譯註:
  1. 維吉蘭特(vigilante):通常用來形容一個人,未經合法授權就自發地去施行其所認為的正義行動,特別是當他認為警方或國家已經無法適當地扮演此一角色時。比如過去是動用私刑,今日可能是正義魔人、肉搜或網路公審。
  2. 查士丁尼大瘟疫(plague of Justinian):發生於西元541–542年間的拜占庭帝國(東羅馬帝國),病因爲鼠疫桿菌(Yersinia pestis)。自首度爆發以來,長達兩世紀期間多次大流行,估計總數約造成2500-5000萬人死亡,甚至有學者認為,疫情高峰期時,首都君士坦丁堡每天就有5000人死於瘟疫。



作者:
  • G James Rubin, 倫敦國王學院 新興健康風險心理學 副教授
  • Simon Wessely, 倫敦國王學院 精神醫學 皇家教授

原文:

補充:文中所提到的,針對和平醫院的封院研究如下

圖片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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